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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行的直

三分快三 时间:2019年10月22日 17:27
《环球时报》一篇谈反腐败的文章竟然意外引发轩然大波,甚至大有演变成自由派和主流派的对决。其社评被《中国青年报》评论员上纲上线并痛批为“祸国之论”,就差直称汉奸了。资深媒体人、《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也三下战书,邀请《环球时报》总编辑胡赐进来一场论战,“就历史现实未来好好论一论”。更有不少自由派人士对之扣上“为腐败辩护、超越道德底线”的帽子。 仅就观点来看,《环球时报》没有错,是客观、冷静的实话实说。腐败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存在的顽疾,到今天所有的国家也仅有多和少的区别,而不是有和无的区别。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在类似于中国发展阶段时,腐败问题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总统本奥多.罗斯福竞选时被媒体揭发受贿,他坦然承认,但辩解说不是勒索,就由此得到选民谅解,连任成功。美国社会上下之腐败由此可见。所以,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出现腐败并不令人意外。而中国要解决腐败也绝非一日之功。如何放眼全球和中国和处于同一阶段的国家,如印度、印尼、俄罗斯等国,也是腐败相当严重,而且其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根据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一直在反腐败进程中取得进步,而印度等国则是一直处于恶化中。所以《环球时报》提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应该说,《环球时报》这个结论是站的住脚的,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也是有勇气的。而《中国青年报》竟然提出“舍制度和民主,反腐败无解”。而如此违反历史和现实事实的结论,竟然也能得到一片喝彩(《中国青年报》可能不知道历史,但总不会不知道我们两大民主邻国俄罗斯和印度吧)。难道《中国青年报》不明白,如果提供一个错误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危害岂不更有甚于问题本身?(在我看来,提供一错误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祸国之论”)不过,虽然《环球时报》的观点没有错,但它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国家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命题,从而导致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风波。所谓错误的时间,是指重庆事件刚过,十八在召开在即,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容易被误解和歪曲的观点,岂不是又引发了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争论?而错误的国家是指,中国五千年来,追求道德治国,最后形成泛道德化,发展到假话、空话、套话盛行,所谓的清流----只知圣贤书而不知世界的群体,更是垄断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而中国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当西方打进亚洲时,日本的结论是:“此乃虎狼之现实也”,于是把自己也从儒家的羊变成西方式的狼,才避免了被西方殖民。而中国却依然大讲“以德对怨”,只要我们行的直,就能立的住脚(这还是出自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之口)。结果不仅西方打不过,连西方的学生日本也骑到中国的头上。当然这种泛道德化,影响最大的还是政府体系。除宋朝外,历代官员都是收入微薄,举国上下都认为身为官员就应该无私奉献。这种反人性的道德化,其产生的后果则是一方面假仁假义,另一方面贪污盛行。直到今天,对公务员体系的认知,也并没有超越历朝历代。谁敢提高薪养廉,提高公务员工资,都会成为众矢之的。试想,一个个通过苦读和天赋而进入官场中人,却要接受清贫的现实,这是多么的违反人性。在法国的留学生回国很少有人想进机关,除了难度极大----也就是代价极大,收入过低是主因。西方在经济发达之后,对人性一是满足,一是防范。所谓满足,就是提供较高的待遇,防范,就是一旦违反,就将失去这种待遇。当然任何方法都会有漏洞。以法国的律师行业为例,当事人很难行贿律师,因为一旦发现,即失去律师资格,再也无法谋生。但当有的律师快到退休之际,则往往会铤而走险。这就是防范成本下降的后果。今天的中国,不仅是防范不足,同样也是满足不足。在这次争论中,《中国青年报》提出的“舍制度和民主,腐败无解”不就是这样的废话、空话甚至假话吗?然而,这样带有道德高度的假话和空话,却很容易被五千年道德教化的中国社会所入耳,却于事无补。再重复一遍:难道《中国青年报》不知道,俄罗斯走向民主之后,腐败严重恶化和泛滥了吗?印度都民主六十多年了,不是比中国腐败严重的多吗?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考察,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最西化的知识分子向他请教的问题是:中国如何避免西方工业化的代价而走向现代化。罗素毕竟是哲学家,不是道学家。坦率的回答说;绝无可能。从这个问题也可见道德传统对国人影响之巨。假设此时有《中国青年报》,大概又要指责罗素是“祸国之论”了吧。其实,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怎么能这么容易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传统的一分子。这也是为什么某些自由派人士也祭器起道德的大旗,声称“突破了道德底线”。《中国青年报》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历代清流的翻版,而明朝灭国,清流功莫大焉。只是令人不解的是,何以《环球时报》竟然也忽视了中国传统和国情,挑战起中国五千年以来的政治不正确?当然,假设这场争论能够使更多的人觉醒,反思中国传统的弊端,《环球时报》倒也是功劳一件。但现实恐怕并非如此。《环球时报》的第三个错误是做为官媒,发表这样的观点,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特别是以社论的形式,确实不妥。如果是从学术角度、由学者来讨论,就不会产生如此大的风波。还有一点,虽然《环球时报》讲的是实话,真话,但考虑到中国国情,大众对官媒的期许,这样的表达方式也不易被社会所接受。这就如同,学者可以谈色情行业的去罪化,也就是合法化,官媒显然就不合适。这场争论,除了让我们再一次领教中国传统(道德)无所不在的威力,也让我们有一次机会反思“讲真话”。都说要讲真话,可是当《环球时报》讲了真话,社会又是如何对待之的呢?如果没有一个宽容的氛围,怎么才可能讲真话?都说讲真话需要勇气,而听真话更需要勇气。此言不虚也。面对《环球时报》的反对者,我不由想起著名学者丁学良先生点评今日中国的一段话:现在的一些偏激的社会情绪是与大众没有历史感有关。没有历史感,没有比较的观点,就不会有公正的评价。理性主义也是一个植根于比较的概念,当你学会横的、竖的作多重比较后,就一定会变得更加理性了。这段话用于他们身上,真是恰与其分。最后本文以上个月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做为结尾:到法国开拓市场的山东一家民企和我见面,他们对法国的低效率和不思进取大为意外,对经济危机的束手无策感到难以理解,对这个体制大为怀疑。感慨说,中国的媒体有问题,总是把它们讲的太好了(我当时还加了一句话;要想了解中国,还是要跳出来,到西方看看。西方的今天已经是理解今日中国模式的一把钥匙)。不过,以国际新闻为主打的《环球时报》对西方的报道还是客观的,是真实的。仅就这一点,我们是不是要感谢《环球时报》,并期待把这种真实报道的风格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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